疫情之下獨立Livehouse場地的生存報告

如何注册久赢国际注册发布于:2020-05-27 00:54

如今,在墻上安靜聆聽了無數場布魯斯、爵士、另類搖滾以及崔健即興登臺的畫像被小心翼翼的摘下;擺放在酒水吧臺下成疊的老CD被挑選帶走;在樂手休息室偷聽了不少小道消息的書籍被集中裝箱……白日來客們以認領一件件物什的方式緬懷這個即將于月末消失的場地。

如何注册久赢国际注册2020年5月21日,又一個象征某種告別儀式的微醺凌晨,在陸續送走前來“緬懷”的朋友們后,細密的小雨再一次光臨了六年時間經過無數次沖刷的DDC燈牌,兩只壁虎在上面不安分的爬動,“真巧,6年前營業的那天,這里也爬了一只壁虎”。主理人69猛的發出感慨。

一年前的2月18日,愚公移山停業再選址的推文引起了業內關注,有樂迷在貼了封條的位于段祺瑞執政府的舊址大門上留下一只手繪莫西干頭小豬。一年過去了,獨立音樂文化愛好者們等來的卻不是關于Livehouse恢復營業的情緒提振。

Livehouse文化在北京發展不過20余年,僅在鼓樓——獨立文化中心便經歷了兩次大型撤退,幾家老牌Livehouse也大多幾經波折,而DDC的暫時撤離又成為其中一個縮影。與澎湃的搖滾樂、充滿力量的金屬樂以及先鋒主義的迷幻電子相對,承載著這些音樂文化的場所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北京DDC、ARKHAM上海店、和大家心照不宣的DADA、Temple或將閉店消息陸續來襲,一批Livehouse也開啟了短暫轉型,Bluenote內部做起了音樂餐吧,疆進酒的場地開啟了攝影打卡模式,一些Livebar被建議做酒水外賣……鼓樓這片亞文化聚集地也在經歷了Livehouse的陸續出走后變得有些荒蕪。

在一位文藝青年的租房需求單上,明確寫著一行字“求鼓樓地區”。不管在北京令人痛苦的租房條件下如何反復搬家折騰,有一群人始終堅守在二環內、泛鼓樓地區,成為當代嬉皮士:他們被稱為“亞文化青年”,習慣于每個周末去school看演出,去dada蹦迪、temple續場,去modernista、北平機器、大躍、京A喝酒,最大的節日盛典是北影節及各類音樂節,頭發被漂染成五顏六色,打著臍釘、唇釘、鼻環,有紋身,反消費主義,自認貧窮但精神富足,將鼓樓視為第二故鄉。

故宮、景山以北,在這座古都的南北中軸線上,鐘樓和鼓樓無言矗立。劉心武為此寫下了《鐘鼓樓》,何勇唱出了《鐘鼓樓》。鼓樓東大街,舊鼓樓大街,小經場胡同,壽比胡同,北鑼鼓巷,南鑼鼓巷,寶鈔胡同,后鼓樓苑胡同,草廠胡同……泛鼓樓地區遠比名詞意義上的“鼓樓”要廣大得多。

鼓樓早已不再是一處單純的地標性古建筑,而更像是一個精神地標,北京的“紐約布魯克林”。這里聚集著青年藝術家,音樂人,畫家,設計師……而Livehouse,LiveBar在其中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年輕人們在這里POGO、揮灑荷爾蒙汲取靈感,新樂隊在臺上獻出他們的處女秀。

某一天,資深“酒膩子”小劉來到方家胡同,驚覺方吧等多家最愛去的酒吧門口都被一堵灰泥墻封了起來,隨后,越來越多的胡同小店開始搬離,或者是直接關停,大眾點評頁面變成灰色。這一年,愚公移山因消防問題而關閉。房租,資質,每個理由都可能是壓垮一家Livehouse的最后一根稻草。

“當我所眷戀的北京的這些文化氣息都已經不再存在,我還有什么理由留在北京呢?”樂迷小C這樣說道。這或許能夠代表一群人的心聲。北京吸引年輕人的理由是什么?是互聯網大廠提供的平臺嗎?是不同于困于人情鏈條網和安逸生活的小城市,無限多的創業機會嗎?同時,有不少人給出的答案是“文化”:世界一流的劇團,演出,樂隊。只是,現在這些理由好像全都消失了。

在文藝青年們一片哀嘆之際,鼓樓土生土長的“胡同串子”小童給出了不一樣的看法:“老聽見你們文藝青年懷念的鼓樓當年如何如何,現在如何如何,把這兒當成家,就覺得特好笑,這才幾年啊,我們小時候的鼓樓也根本不是現在這樣啊,哪有什么咖啡館酒吧演出場所啊,我們的記憶又找誰要去?”或許,鼓樓永遠存在,聽眾和演出者、演出場所都只是來來去去的過客,建筑物、地區比一代人要恒久得多。

6年前的7月,DDC試營業的第一晚,近200人到場祝賀,創始人69將1969年Woodstock音樂節所象征的烏托邦青年浪潮符號紋在自己的兩個手腕上,卻在商業上仍保有“理性思維”,想用開源OpenSource的理念運作自己的Livehouse場地——以更科學、有效、合理的手段,最大化地利用互聯網手段、渠道以及思維方式為日常工作做服務。

2015年前后,北京城市規劃落地實施,鼓樓片區從穩定區變成商業區,租金大幅上漲,而一夜之間駐扎在“商業區”的Livehouse們卻并非商圈既得利益者,租金與大環境問題,極大掣肘著鼓樓片區Livehouse的存活問題,包括愚公移山、DDC在內的Livehouse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鼓樓mao、XP、熱力貓更是就此湮沒成為“前浪”。

《2018中國現場音樂產業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現場音樂演出場次、觀眾、票房漲幅分別達到30%、14%、13%,收入為48.57億元。其中Livehouse增長最快,漲幅51%,并首次票房收入破億,達到1.25億元。

盡管小偉認為自己的場所與傳統livehouse不同,只是星星散散的“浪人”聚集地,但對音樂的野心與熱愛也讓這家livebar不斷探索著存活空間。在一年前的2月接受娛樂獨角獸采訪時,小偉眼里發光,描述即將誕生的北京最大音樂現場場地——蝸牛Live,而種種原因,最終這個關于熱愛的音樂野望未能實現,情懷并不能驅動一切。

“我身邊有很多很多音樂人朋友都回老家了,陳蘿莉、王兀等等,陸陸續續都走了。因為專職做音樂的朋友,比如王兀,他唯一收入來源是商演和駐唱。但是其實回家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人松弛下來了,才能做出好東西,我聽了一個朋友回云南寫的歌,比他以前在北京寫的歌好多了。”

被稱為“老吧”的“LowBar”此前曾是這座南方小城的Livehouse門面擔當,邀請過瘢痕體質、絲絨公路等搖滾樂隊,也邀請過誕生于綿陽的交響旋律金屬樂隊但丁之舟,但最終無奈關停,據悉“一直在虧錢,一直是老板鄧SS貼錢在做,因為擾民搬了很多地方,后來又因為場地所限,被迫關門。”他的語氣有點無奈:“綿陽沒有人真正喜歡Live。”

在他看來,綿陽目前都是假的Live,都是打著Live旗號的酒吧。他目前的計劃是“先邀請一些獨立音樂人,做一些比較輕的巡演,然后邀請本地優秀小樂隊來駐唱,自己也會來駐唱,票房不夠只能用酒水來貼,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位于沈陽的“一席酒館”創始人Rick經常到全國各地觀摩Livehouse,他向娛樂獨角獸表示:“酒館里30%的人是來聊天,30%的人來喝酒,30%的人隨便聽聽,只有剩下10%的人才是來聽音樂的。”而自己最開始是為了那10%的人開店,但那90%的人卻是利潤的主要來源。

在一些主理人看來,做Livehouse/bar并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也從來不是能夠僅憑情懷驅動的生態,除了硬件設施過硬、不惜血本的邀請優秀的國外樂隊來北京演出,為聽眾提供現場氛圍外,也需要擁抱當代年輕人的互動方式。比如直播、線上營銷推廣。

但另一些主理人卻在互聯網催生的新生浪潮中做出了堅定判斷,“某種程度上講,現場文化的盛行是‘逆科技’而行的,它向我們證明了,人類某些情感與能量,依然需要面對面才能被直接傳達,回歸‘人與人’”。在被疫情沖擊的2月里,DDC官博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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